用中国这边更容易理解的话，历史上杜尔哥的改革到底是啥玩意？

一：募役法。法国倒是没有黄河要修，但是之前说过了，法国要修公路，靠的是徭役，杜尔哥要出募役法，以钱代役。

二：取消士绅优待。法国当然有士绅优待，只不过人家不叫百万生员，叫十万贵族。

三：取消商税，一切税赋自土地出，清查田亩。

四：废除行会。法国的行会，和中国这边是不同的，是有封建法支持的，是有法理的，也是行会能直接给财政大臣抗议要求告戒东印度公司，别他妈再从东方进口漆器丝绸了。

只能说，历史上的杜尔哥，就是在作死。

因为，想做这一切，得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帝制存在的情况下，也即可以意味着，加强君权。

这一切改革，都是寄托在君权上的。

但是，法国和中国有个极大的不同。

从商鞅开始，两千年，才有了把改革寄托在中央政府之上的基础。

即便如此，刘玉之前还是花了三十多年，搞出来一个新的政治势力；而这之前，还有连续两千多年的各种变法、改革、科举、官制，一直到大顺开国之初留下的制衡体系。

法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加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就得先死。

敢这么干，贵族能把国王的屎，打出来。之前路易十五搞的财政议论，巴黎高等法院极力反对清查田亩，用的理由，是违反了法国的宪正、自由——国王清查田亩，是对贵族的自由的侵犯，是违犯法兰西传统宪正的。

杜尔哥的改革，造就了一个法兰西之前从未遇到的情况：全国性的危机、混乱。

不再是原本的区域性的危机、混乱、饥荒等等。

要注意，在此时，尤其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中央集权，有时候是通过加强君权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加强中央集权、打破区域分割，意味着对贵族势力的挑战。

杜尔哥的谷物改革，对不对？

对。

打破了过去的封建区域，为法国的全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经济意义上为法兰西这个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问题在于，你这么搞，你得准备好啊。

啥也没准备，你就敢这么搞？

你粮库准备了吗？

漕米准备了吗？

常平仓准备了吗？

平籴库准备了吗？

漕运总督准备了吗？

配套政策准备了吗？

新的官员选拔方法准备了吗？

啥都没准备，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要粮没粮，你就敢搞谷物全国自由贸易……

你这哪是改革？

你这是作死啊。

自由贸易不是不对，长久看，囤积居奇也不可能囤好几年，总会降价。

可问题是，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人，而不是人成为经济学的要素。

人不吃饭，是要死的；人在无形之手的调控期，是要造反的，你得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啊。

经济学是经济学。

现实是现实啊。现实里，你得考虑人吃饭拉屎睡觉穿衣服的事，有些事，比如吃饭，不能等个三五年等到自行调节，等不起。

杜尔哥，或者说，法国重农学派，其学说的精髓，就三点：

无为而治。

另一种翻译方法，叫自然秩序，亦即理想化的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小康盛世。

另一种翻译方法，叫幸福主义。

平均主义……这个倒是不必另一种翻译方法了。

老马说，杜尔哥是在为法革探路。

的确如此。

93年的风暴，7月的土地法令，以及后续的直到拿三以小农皇帝的身份上位，就是这一切的演化必然。

当然，这是原本的历史。

而现在，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了。

杜尔哥的改革，在这个时空，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的。

伏尔泰历史上因杜尔哥被免职而发出的【我的内心永远也不能平静】的感叹，只是叹息了一半。

终究，是部分的成功，仍旧没有触动法国真正的土地问题。

一方面，因为当年大顺的参战，使得法国打赢了一战，财政问题没有那么大。

二来，大顺逼着英国取缔了保护主义，使得北美的农业发展大为加速，在75年灾荒的时候，法国手里既有钱，也有海外的廉价粮食。

三来，大顺这边给予了法国一定的支持。

治国理念、以史为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商人的逐利性等等这些问题。

因为大顺和法国的密切交流，使得杜尔哥并不是从高雷思、杨德旺这俩半吊子水平的留学生嘴里得到了大顺的政治运行情况。

这些东西，说真的，读书人、书生，真的未必能理解，或者说理解的过于理想了。

但是，杜尔哥的改革，扛过了75年，终究还是没有扛过88年的那场大旱灾。

可谓是“昨日重现”了。

粮食奇缺、囤积居奇、底层暴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很快演化成了法国之前几乎没法理解的“全国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国终究还是欠缺了一段漫长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也确实很难理解，什么叫全国性的问题，而不再是地方的、教区的、某块封地的区域性问题。

某种程度上讲，法国的运气“挺差”的，刚搞了点国内统一市场、自由贸易的改革，就经历了一场“小冰期”气候——1783年的冰岛拉基火山喷发，持续性地影响了欧洲持续十年的气候、粮食收获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伴随着法国对于“国家”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长久的真正的内部市场统一的经验，使得在应对囤积居奇、垄断投机、必需品操控物价等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应对手段。

而另一重因素，则是因为东西方的交流、哥伦布美洲物种交换、大顺这边刘玉搞了牛痘天花、东方农业技术传入欧洲等等因素。

使得法国人口从1700年的2000万不到，暴增到此时的2900万。

这也使得法国出现了非常着名的【饥荒阴谋】：

人口暴增。

火山喷发导致气温变冷。

再加上杜尔哥在这个时候，出台了自由贸易政策，并且胆肥到上来就敢拿粮食搞自由贸易。

于是，整个法国，全都懵了。

封建，是有封建道德的，是有一整套体系的。

资本主义，是有资本主义的道德的。

封建道德下，这个地区的粮食不够吃，是不准运走的。

而资本主义道德下，或者自由贸易的道德下，市场的自由使投机者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将以更多价格出售粮食的国家出口粮食，即使这意味着该国没有足够的粮食。

【国际市场的自由贸易美德，取代了旧国家的道德义务】

在旧制度时期，谷物是农民饮食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王与其人民之间关系的核心。因此，国王及其政府有责任规范粮食贸易，确保国家和地方的供需平衡。

法国之前，有一整套复杂的、具备管控的、强制的，面包商法令细则。用来维系基本的面包价格。

然而，十八世纪见证了自由的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将国家的经济角色掌握在市场手中的愿望。重农主义者在取消价格管制和取消贸易特权方面的理论希望是激活竞争，降低谷物价格并改善其分配。

但是，这种转换如此之快，使得很多人不适应。

不是说，自由贸易不好、资本主义不好。

而是说，封建社会上千年、几百年，以史为鉴，一点点把各种遇到的问题给修补了。

可以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但是，上千年、数百年的修修补补，最起码在面包价格问题上，是有一整套应对方式的。虽然不怎么强，甚至治标不治本，但是最起码有这个玩意儿。

而杜尔哥搞这种改革，对可能发生的事，毫无经验，完全没法“以史为鉴”，更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修修补补、使之完善运行。

历史，是阶级的斗争的历史。

封建社会的斗争，造就了封建社会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缓和矛盾。

新时代的斗争，也自然会造就新时代的一系列法度、政策，缓和矛盾。

历史，本来就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不是说，念了个经，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有问题，斗争。

能解决，证明还没到死的时候。

有问题，斗争。

解决不了，旧框架解决不了，那也证明旧时代完犊子了。

但是，新时代，并不是说，一个政策一点，刷的一下，旧的问题都解决了、什么都好了。

不是的。

而是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

于是，面对改革，尤其是粮食可以自由售卖、跨省交易不再受限制后。

【饥荒阴谋】也就应运而生：什么他妈的改革。社会各阶层，包括穷人、警察和政府成员，都认为，对谷物和面粉的新贸易自由法，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满足利益集团的议程，希望赚更多的钱。

这本身，也是一种斗争。只不过，处在新旧时代之交，很多人把问题理解成为了简单的、方便理解的、画出来好人坏人的“阴谋论”而已。

不了解这一点，也就不会明白，为什么93年风暴来临的时候，对于“打击投机商、限定最高价格”这件事，激进派如此的热衷，如此的激进，甚至被称作“疯人派”。因为，他们真的被投机商、囤货居奇的商人，祸害过。

不经人苦，莫劝人善。

甚至于，阴谋论说，奥尔良公爵，都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在88年，进行过小麦的投机性购买，因为他要制造混乱，搞死路易十六，他是顺位继承人。

而刨除阴谋论，在88年大灾的背景下，英国银行和小皮特首相，确确实实直接出手，买了一大堆的法国粮食。

这种大灾下，居然还能继续投机，那只能说，之后的事，死得其所、求仁得仁。

当然，这也是在这个时空，【重农轻商】这个成语，迅速流入法国，并且很快有了规范翻译的一个原因。

大顺对法国提出过建议。

要改革，可以。

但是，要有配套的东西，取代原本复杂而又向西的面包商细则。

最起码，你得把粮价稳定住——法国人问大顺的人，你们怎么知道这些的？大顺这边的人告诉法国人，他妈的我们原来就是造反出身的，我们是建立在明末大灾基础上的帝国，你问我们怎么知道的？

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了平抑粮价，地方官连江南出现灾荒，吃不惯小麦告诉朝廷要征集大米而不能征调小麦平抑粮价这种事，都考虑过？

于是，在这个时空，88年的灾荒，爆发了一场波及了全法国的混乱。但是，改革派迅速给镇压下去了，一些年轻的军官也通过对面粉战争的镇压，脱颖而出。

再加上，北美被大顺逼着搞自由贸易，大顺蒸汽机和铁路技术的发展造就的法国的早期铁路运输途径的改善等等，使得法国的风波暂时被压下去了。

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因为，在这里，还有个特别的因素，那就是大顺对法国的资助。

不是为了帮助法国。

而是为了捍卫“自由贸易”体系。

现在，整个欧洲都在觉醒，都在思考自由贸易这件事，对本国工业产业的压制，以及整个欧洲的白银外流情况的惊人。

而法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恰恰又是建立在“重农学派”上的，又恰恰是和大顺这边关系最大的一个理论。

如果说，这套理论，连粮食问题都不能解决。

那么，在大顺的自由贸易体系疯狂压制欧洲产业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的背景下，对大顺而言至关重要的欧洲市场，就要及及可危。

于是，才有了88年的面粉战争爆发后，大顺这边立刻帮助法国运去了不少北美的粮食，帮助稳定物价。

不是因为所谓的“君主制”同盟，而是为了维护大顺至关重要的欧洲市场，以及欧洲市场背后的“自由贸易”、“重农学派”、“自然秩序论”的支持者。

大顺，现在是喜欢欧洲的那些买办、投机商、金融家的。而对小农、手工业者、欧洲本土的工业资本，那是相当膈应的。

但现在，“阴云”正在整个欧洲弥漫。各国的农民、手工业者、民族工业资本，正在试图挣脱这个“枷锁”。

而大顺，并没有力量，直接入侵欧洲、维护这套贸易体系。

因为，在印度打，大顺能把欧洲打出屎来；但去欧洲打，欧洲能把大顺这点投送能力打出屎来。

所以，作为“重农学派”、“东学西渐”的样板，法国，才能扛到今天。

大顺实学派，其实不认重农学派，他们其实否认土地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而是认可劳动价值的。两边其实是有根本分歧的，但在这个新旧时代之交、农业还是法国主要产业的时候，这种分歧倒是可以蒙混忽略的。

关键是，大顺要欧洲的市场，又不可能暴力解决直接入侵，那就必须要扶个样板，抗住愈演愈烈的欧洲民族资本的觉醒。要是连粮食都出问题，刘玉之前在欧洲鼓吹的自由贸易，就会大打折扣。

而法国的重农学派，本身就和大顺这边理不清的关系。你说没关系，那是没用的，大家都觉得有关系，那就真有关系。真要是出事了，那就直接可以被扣一个“收了中国人的钱”的大帽子了。